咨询热线:17183313999

律师介绍

汪世龙律师    靖霖(南京)律师事务所刑事专职律师,2011年开始从事法律服务,至今将近7年。   擅长刑事业务,熟悉刑事诉讼三个阶段的工作内容和操作技巧。办理过包括公安部指定管辖... 详细>>

在线咨询

联系我们

律师姓名:汪世龙律师

电话号码:025-86286900

手机号码:17183313999

邮箱地址:15651725913@163.com

执业证号:13201201510898124

执业律所:靖霖(南京)律师事务所

联系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清江南路7号越洋国际商务中心4层401~403

律师文集

论集资诈骗罪

[摘要]集资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应理解为“非法所有”;集资诈骗罪的预备和中止形态没必要予以犯罪化;集资诈骗罪数额的确认应坚持非法集资总额说,至于共同犯罪中各共犯数额的确认应根据情况区别对待;文章最后探讨了集资诈骗罪与一般集资纠纷,一般集资诈骗行为的区别以及与普通诈骗罪等的界限问题。

[关键词]集资诈骗罪概念与特征,非法占有,未完成形态,数额,区别

非法集资,又称乱集资,是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金融“三乱”[1]表现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进行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构成集资诈骗罪,是整顿、查处金融“三乱”的重点。集资诈骗罪是金融诈骗罪的头号犯罪,其严重地扰乱了国家正常金融秩序和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据有关单位调查表明,目前社会集资金额的70%来自银行存款,以致在有的地方,银行因为疯狂的集资热而发生严重信用危机。[2][P45]发生于1989-1994年的邓斌集资诈骗32.17亿一案的重灾区江苏省淮阴市流传着这样一幅对联:“怨声、哭声、谩骂声、声声刺心;私债、国债、企业债、债债逼命”,这形象说明了集资诈骗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集资行为,集资诈骗行为和集资诈骗罪理应引起金融界和法律界的高度重视。本着这一想法,本文试图探讨集资诈骗罪的概念和构成特征以及其法律适用的有关问题。

一、集资诈骗罪的概念及沿革

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有关金融法律、法规的规定,使用诈骗方法进行非法集资,扰乱国家正常金融秩序,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且数额较大的行为。从这一概念可以看出本罪是目的犯、法定犯、数额犯、结果犯。

关于本罪罪状的表述,有人认为颠倒了行为目的与行为手段,易与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和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混淆,因为这二罪都是以欺诈方式进行的集资犯罪,故宜表述为“以集资的方法进行诈骗”为妥。[2][P36]笔者认为两种表述均成立,因为本罪的预备和着手须以诈骗方法开始而且这种诈骗方法的实施贯穿于本罪实施过程始终,诈骗和非法集资都是非法占有非法集资款的手段,二者的有机结合方能实现非法占有集资款的目的,本罪行为的目的是“非法占有”,所以将“使用诈骗方法进行非法集资”或“以非法集资方法进行诈骗”表述为行为手段都是可以的。

本罪在1979年刑法中没有规定,1995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其中第八条规定了集资诈骗罪,1997年新刑法予以采纳,学理上,有人将本罪罪名定为集资欺诈罪或非法集资诈骗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确定罪名的规定》中,将本罪定为集资诈骗罪。

二、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特征

(一)犯罪客体,

本罪的犯罪客体为复杂客体,既扰乱了国家正常金融秩序,又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实施本罪行为,必然进入金融市场,危害国家金融秩序,其次,本罪与普通诈骗罪属于特别法条与普通法条的竞合关系,因而具有普通诈骗罪的基本属性,即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相比之下,对国家正常金融秩序的侵犯远远大于对公私财产所有权的侵害,这也是立法者将本罪规定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主要理由。

(二)犯罪主体

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与单位皆可成为本罪主体,只要行为人实施的集资诈骗罪行为或结果发生于我国大陆以及属于我国的拟制领土、浮动领土内的都可以成为本罪主体。作为本罪主体的单位,必须是依法成立的单位,集资诈骗行为是单位整体意志的体现,集资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关于单位主体的认定,1999年6有2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规定对以下三种情形不以单位犯罪论处,而应视为自然人犯罪。一是犯罪分子成立公司、企业等单位的目的就是为了实施集资诈骗等犯罪活动;二是成立公司、企业等单位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实施集资诈骗等犯罪活动,但在成立后,其主要活动不是生产经营,而是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三是直接盗用公司、企业等单位的名义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非法集资款由实施本罪的自然人私分。所以,集资诈骗行为人编造的“单位”,挂靠的单位(单位未获利)都不构成本罪的单位主体。本罪由于常常以“金字塔式”骗局实施,因而本罪主体呈现单位化状态,自然人主体呈现成份多元化,集团化特点,司法实践中要特别注意本罪单位主体与自然人主体的区分。

(三)犯罪主观方面

通说认为只能是直接故意,集资诈骗行为人还具有非法占有非法集资款之目的,间接故意与过失不构成本罪。由于本罪是法定犯,因而不仅要求集资诈骗行为人须明知其使用的是诈骗方法,目的是非法占有非法集资款,而且还应明知行为违反了国家金融法规。[3][P24]笔者认为间接故意亦是本罪主观要件特征。

(四)犯罪客观方面

本罪行为特征表现为“使用诈骗方法”和“非法集资”,结果表现为(非法占有)“数额较大”(的非法集资款)。据1996年12有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诈骗方法”是指行为人采取虚构集资用途,以虚假的证明文件和高回报率为诱饵,骗取集资的手段。“非法集资”是指法人、其他组织或个人,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关于“非法集资”,《公司法》第八四、八六条以及1998年7月13日国务院发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四条均给予解释,总括起来说,非法集资既指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也指虽经批准,但经撤消后仍继续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的行为。如企业擅自突破发行计划或发行计划外券种,地方各级政府发行或变相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等均为非法集资行为。“使用诈骗方法”与“非法集资”有机结合方符合本罪行为特征。“数额较大”是本罪客观方面的结果要件之一,且应在集资诈骗行为人明知范围内,而不是客观处罚条件,因此,欠缺此结果,不构成本罪。

实践中集资诈骗罪的行为主要表现为,以经营高收益项目为借口,以支付高息作诱饵,以熟人牵线搭桥作信誉,以连环集资付息作迷惑,以公司名义,或虚设公司集资,合作办企业集资,单位搞福利集资,以及以民间金融形式表现出来的“抬会”、“招会”、“标会”、“纠会”等形式的非法集资诈骗[4][P205-208].邓斌特大集资诈骗案年息达60%,个别达到120%;沈太福集资诈骗案,打着兴办民办集体企业和发展高科技幌子,以发展节能发电机为名成立北京长城机电产品集团公司,从1989年至1993年3月,非法集资达10亿,年息出到24%;1991年到1993年8月的辽宁“二陈”集资诈骗案,年息达20%,集资总额达8876万元;1994年9月到1997年5有,张万琦、周安民以“桃花源建材物资公司”和“万琦公司”名义,以高息和巨额中介费为诱饵,非法集资达4.17亿元,仅第一笔集资款的中介费率就高达14.8%。[page]

三、集资诈骗罪的法律适用

(一)间接故意是本罪主观特征之一

一般认为集资诈骗罪是智能型犯罪,行为人对其行为,结果及其违法性是明知的,行为人要使出资人陷于错误认识并“自愿”出资,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诈骗手段,因而不可能对“诈骗方法”以及“非法占有”“数额较大”的非法集资款采取漠不关心,听之任之的态度,所以只能是直接故意。笔者认为间接故意也是本罪主观特征之一。

首先,从国际立法看,间接故意作为诈骗类犯罪的主观特征已得到一些国家认可。如英国就将诈骗犯罪的主观意图规定为“故意的或放任的实施欺诈。放任,某人明知自己的陈述有可能错误,但不管真伪,他还是进行这样的陈述。”[2][P12]这里的“放任”是行为人主观上间接故意;

其次,集资诈骗行为人主观上的间接故意主要指其对结果即“非法占有”“数额较大”的非法集资款所产生的“纵容”或“有意地放纵”[5][P173]的态度,而不是对“诈骗方法”“非法集资”采取漠不关心态度;

再次,不能因为行为人有非法占有非法集资款的目的就否认本罪中间接故意的存在,通说认为犯罪目的仅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之中,但实际上“任何间接故意犯罪都存在着目的”[6]有非法占有非法集资款的目的,并不意味着行为人一定要积极追求占有一定数额的集资款,行为人完全可能采取放任态度,能够非法占有多少集资款就非法占有多少,尤其是本罪共犯中的帮助犯或其它从犯对其非法占有一定数额的集资款完全可能采取间接故意态度。

(二)关于“非法占有”

“非法占有”是本罪的主观目的。

国际上对诈骗犯罪的主观目的有多种学说,一是非法取得说,美国刑法认为,“诈骗犯罪就是怀着诈骗意图,以捏造虚假事实的方法,取得他人财产的行为”;二是永久剥夺他人某项财产说,英国刑法规定,“一个人若以永久剥夺他人某项财产为目的,通过诈骗不诚实地取得了该顶财产,就构成一项最高处罚为10年监禁的犯罪”;三是获得说,法国刑法典规定,“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获得不法财产利益,以欺骗、歪曲或者隐瞒事实真相的手法,使他人陷于错误之中,因而损害其财产的处五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四是所有说,我国台湾地区刑法规定“行为人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诈术使人将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构成第三三九条第一项之诈欺取财罪”[2][P13]四种学说对诈骗罪主观目的的表达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占有”。

笔者同意第四说,本罪“非法占有”应理解为“使自己或第三人非法所有非法集资款”。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不同于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在民法上“占有与所有权,在意义上虽有类似之点,但二者之本质,则截然不同。盖所有权乃对于物为法律上之支配,而占有系事实上之支配力也。就一般言,占有人大抵均系物之所有人,而亦有不然者,物之承租人、物之借用人、以及窃贼强盗,虽亦有占有之资格,但非所有人也。”[7][P618]可见,在民法意义上“非法占有”仅仅是指行为人对物在事实上的非法管领状态。而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实应为“非法所有”,即指行为人对其非法取得的财产进行非法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是“对财产所有权四项权能的全面侵犯”。[8]就本罪而言,“非法所有”包括行为人取得和占有集资款的非法性,对实际取得集资款的实际控制性,对集资款的所有权的全面侵犯性,非法所有“数额较大”集资款的应受刑罚惩罚性。可见非法所有能完整地反映集资诈骗行为的犯罪意图,并有助于区分罪与非罪界限。如一行为人以投资某高收益项目为名,非法集资500万元,然后将款全用于无偿赞助某山区扶贫项目建设(此例系笔者所编),此种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亦构成本罪,因为行为人不仅非法占有了500万元,更重要的是行使了500万元的处分权。

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非法占有”?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下列情形,应当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1)携带集资款逃跑的;2)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3)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集资无法返还的。另外有人认为,下列情形亦应认定为非法占有:1)为谋取不当利益,擅自改变集资款用途,致使集资款无法偿还;2)在取得集资款后,以所谓股份制改造、兼并、破产等方式,逃避偿还集资款的义务;[9][P275-276]3)以支付拉款人、中间人高额回扣、介绍费、提成等方法、非法募集资金,致使大部分集资不能返还的;4)将以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来的大部分集资款用于归还债务、弥补亏空的;5)根本没有经营条件和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6)为继续骗取集资款,拆东墙补西墙,或将集资款用于亏损或不营利生产经营项目的。[10]

司法实践中,不能仅凭集资款没及时返还或已根本不可能偿还就推定行为人有非法占有集资款的目的,应认真分析行为人未偿还集资款的原因,若是因为实在的生产经营或管理的问题或市场行情变化引起集资所建项目无法产生预期经济效益,就不能认定行为人有“非法占有目的。”总之,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应严格遵从上述司法解释原意。

(三)关于本罪的未完成形态问题

本罪是数额犯、结果犯,只要行为人非法占有了以诈骗方法取得的“数额较大”的非法集资款,便构成本罪的既遂。

本罪的预备形态体现为三方面特征:首先,行为人主观上希望或放任非法占有其以诈骗方法取得的至少“数额较大”的非法集资款,此处希望或放任的结果为“主观结果”;其次,行为人制定了诈骗计划,制造了有关非法集资的虚假证明文件,或明确提出高利率,高中介费率等,据此可推定行为人的“主观结果”;再次,行为人因客观条件制约,他人干扰或公众不相信等其意志之外的原因使本罪行为停止在预备阶段。

本罪的未遂形态表现为下述特征:第一,行为人己着手实施非法集资的诈骗行为。着手是指行为人开始向不特定的出资人示假,要求其出资,该示假及请求出资人出资的行为已对国家金融秩序法益和出资人的财产权法益具有直接侵害性,并能反映出行为人的诈欺意图,并可能造成行为人非法占有数额较大集资款这一“主观结果”现实化为“客观结果”,所以若为集资诈骗而成立“空壳”公司,仅成立本罪“预备”,只有当其开始向不特定对象非法集资时方成立本罪的着手;第二,集资诈骗未得逞,即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没实现,主要指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出资人的出资或者虽非法占有出资,但未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第三,行为人集资诈骗未得逞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即可能是出资人未产生错误认识,识破了诈骗阴谋或由于其他人的阻止等。[page]

本罪的中止形态分为预备中止和实行中止,其特征表现为:第一,本罪中止须发生于本罪预备到本罪既遂的过程中;第二,须是自动地停止集资诈骗行为,至于停止的动机与目的不问,只要是属于“非不能也,实不为也”类的均可构成;第三,行为人须有效防止集资诈骗结果的发生,即在出资人将“数额较大”的集资款交与行为人之前,行为人应主动向出资人讲明骗局,以阻止出资人交出“数额较大”的集资款。行为人若将己骗得的“数额较大”的集资款交还出资人并不再非法集资亦不构成本罪中止。

我国刑法仅在总则里规定了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在分则个罪中并无具体规定,按总则管分则原则,四百余个罪均有未完成形态,但这又是不可能的,因为纯正不作为犯罪无所谓未完成罪的问题。由此观之,仅在总则规定犯罪的未完成形态,而没在分则中将个罪的未完成形态予以犯罪化是法不明晰的表现,是立法愉懒的结果,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尤其是对法定犯,是否有必要对其未完成形态予以犯罪化是须大力研究的问题,有人提出了个罪未完成形态犯罪化的二标准:社会危害性大小;行为人的预备、中止、未遂对法益是否构成严重威胁?[11]笔者认为这二标准尤其是第二标准有一定参考价值,对照这一标准,集资诈骗罪的预备形态、中止形态没必要予以犯罪化,本罪未完成形态仅须将未遂形态予以犯罪化即可。本罪的预备和中止行为只须金融主管机关予以行政处罚。

(四)关于本罪“数额”

本罪是数额犯。根据我国犯罪构成理论,数额是犯罪构成中的客观要件之一,属于“结果”的一部分,因而应要求行为人对其非法占有的数额有明确认识,即对于其主观结果,行为人是明知或应当明知的,若客观结果与主观结果不一致,是否按事实认识错误处理?显然不可能,只能据客观结果即己然的非法占有的数额进行处理。这种矛盾的出现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有关。数额犯的规定是我国刑事立法中“犯罪”概念“定量”的产物,德国、美国的犯罪概念仅定性不定量,“犯罪”无下限控制,“立法立性,司法定量,”[12][P49]数额在罪状上不表现出来,而是交由司法去解决,因而数额不是构成要件,而是客观处罚条件,这会有效避免我国认定数额犯所遇到的矛盾。

关于数额的确认,目前有三说,一是非法集资总额说,破案前后归还的非法集资款不影响数额的认定,仅对量刑有影响;二是非法所得说,行为人并未将骗得的集资款全归己有,根据立法对犯罪主观目的“非法占有”的规定,应以非法所得数额认定;三是资金损失说,以在集资总额中最终导致的损失计算。笔者赞同总额说。因为本罪侵犯的是双重客体,其中主要是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而总额说恰好反映了行为人对国家正常金融秩序侵害程度,后两说主要从非法占有目的以及对公私财产所有权侵犯角度考虑,忽视了对国家金融法益的侵犯。

关于本罪共同犯罪中各共犯数额的认定,有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犯罪总额说,应当分担数额说,折衷说等,很明显根据任何一说认定数额从而确定共犯的刑事责任基本上都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司法实践中应根据情况,对本罪的首要分子应对总额负责,除首要分子之外的主犯应对其参与的数额负责,从犯以分赃额作为其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13]

关于“数额较大”问题,能否以普通诈骗罪数额予以认定,笔者认为不可。因为二者侵犯的客体有重大差异。2001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41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1、个人集资诈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2、单位集资诈骗,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6.12.16)第三条将“数额巨大”释为“个人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20万元以上”“单位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50万元以上”;将“数额特别巨大”释为“个人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100万元以上”“单位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250万元以上”。关于“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无司法解释,司法实践中一般可根据诈骗手法,诈骗人数、诈骗方式,资金损失,社会影响等因素综合考虑。

关于数额确认,特别是“数额较大”的确认,往往随时间、地点的不同而不同,很难有统一标准。有人提出采用相对数确定财产犯罪数额标准的设想。[14]即以具体犯罪行为侵害财物的数额除以当年当地的人均收入,若等于或超过R(司法解释规定)即为“数额较大”,相应可推出“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笔者认为这一建议是可行的,本罪可以采用这一设想确立“数额较大”的标准,若本罪行为持续时间长,涉及地方广,则取各地犯罪期间人均收入的平均数。

(五)本罪与一般集资纠纷,一般集资诈骗行为的区别

一般集资纠纷包括合法集资引起的集资纠纷和非法集资引起的集资纠纷,前者如企业依法发行债券后,到期未能按时兑付本息给出资方而引起的纠纷;后者又可分以明显的非法集资形式引起的和形式上不是非法集资,实质上是非法集资引起的非法集资纠纷,前一种情况如企业擅自与内部职工签订集资协议,集资后又无力偿还而引起纠纷,后一种情况如1993年10月长春新世界广场有限公司所进行的名为房屋预售,实为非法集资所引起的纠纷。[15]

合法集资与非法集资的区别在于是否经过有权机关批准,根据有关规定,合法集资主体仅限于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或其他依法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合法集资必须目的正当,主要用于企业的设立,扩大再生产或经营;合法集资行为的发生须按公司法及其他有关集资的法律,法规规定,严格按照法定的方式,程序和条件,期限,额度,募集对象进行;合法集资的批准机构一般为中国人民银行或国务院证券主管部门。合法集资以外的集资均为非法集资,作为集资纠纷不论是合法集资引起的,还是非法集资引起的,一般通过民事诉讼或调解等途径解决。

本罪与一般集资纠纷的区别主要在于,第一,目的不同,本罪目的是非法占有集资款,而一般集资纠纷中的集资目的往往是为了生产经营,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第二,方法不同,本罪采用诈骗方法,而一般集资纠纷中的集资一般不采用诈骗方法,只是非法集资行为中行为人可能会有一定成份的诈欺手段。

一般集资诈骗行为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但尚未达到“数额较大”的行为,与本罪的唯一区别是数额不够“较大”,类似于本罪未遂状态,若能从其行为中推定其有非法占有“数额较大”的集资款意图的主观结果,应成立本罪(未遂),但对这种情况的认定应该慎重。[page]

(六)本罪与他罪界限

本罪与下列各罪均为故意犯罪,本罪的刑事责任程度均高于下述各罪。

1、与普通诈骗罪的区别。二者主观上都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都实施了诈骗行为。其区别表现为:第一,客体不同,本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后罪侵犯的是单一客体,即公私财产所有权;第二,行为方式不同,本罪诈骗方法表现为虚构资金用途,以高利为诱饵非法集资,方式单一,后罪方式多种多样;第三,主体不同,后罪主体只能是自然人;第四,犯罪对象不同,本罪对象是不特定公众的资金,后罪对象是某一特定主体的金钱或财物;第五,构成犯罪的数额标准不同。

在集资诈骗行为人(自然人)集资诈骗数额没有达到法定的集资诈骗罪的定罪标准但达到了普通诈骗罪的法定的定罪标准时,是否应该以普通诈骗罪论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6.12.16)第一条规定: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000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3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0万元以上的,属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

从该解释看,普通诈骗罪的法定的定罪数额标准远远小于集资诈骗罪的定罪标准,由于二罪属于普通法条与特别法条的竞合,在行为不符合特别法条的情况下,可以适用普通法条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对单位集资诈骗但没有达到单位集资诈骗罪的定罪标准的,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行为,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5万至10万元以上的,应当以普通诈骗罪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

2、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界限

二罪都扰乱了国家金融秩序,都以一定方式向不特定社会公众非法集资,主体均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其界限表现为:第一,犯罪目的不同,后罪不具有非法占有公众存款的目的,其目的是运用公众存款进行营利活动,如放高利贷或进行其它方面投资;第二,犯罪客体不同,后罪侵犯客体是单一客体,即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和金融秩序;第三,行为方式不同,本罪须有使用诈骗方法和非法集资二行为特征,后罪表现为行为人规避国家对吸收公众存款的监督与管理,不以使用诈骗方法为其构成要件之一。

3、与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的界限

二罪都表现为非法集资,界限如下:第一,犯罪目的不同,后罪只是筹集资金用于公司设立或扩大再生产,对所筹资金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第二,犯罪客体不同,后罪侵犯的是国家对股票和公司、企业债券的管理制度;第三,行为方式不同,后罪表现为行为人违反国家证券法律、法规,未经国务院证券主管部门批准而发行股票、债券,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弄虚作假现象;第三,数额、情节、后果要求不同,本罪仅要求“数额较大”,后罪要求“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

4、与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的界限

二罪均属非法集资性犯罪,都包含欺诈因素。其界限如下:第一,犯罪目的不同,后罪行为人仅具有非法获得集资款的使用权,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第二,犯罪客体不同,后罪客体为国家对公司股票,企业债券发行的管理制度和投资人的财产利益;第三,行为方式不同,本罪表现为行为人采取包括欺诈发行股票、债券在内的各种诈骗方法进行非法集资,后罪表现为行为人在招股说明书、认股书、公司股票,企业债券募集中隐瞒重要事实或编造重大虚假内容,发行股票或债券;第四,犯罪主体不同,后罪是特殊主体,欺诈发行股票的行为主体只能是经批准以募集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自然人或单位;欺诈发行公司、企业债券的行为主体是经批准的具有发行债券资格和条件的公司和企业的自然人和单位,具体包括股份有限公司、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企业;第五,数额、情节、后果要求不同,后罪要求行为人具有发行股票、债券“数额巨大、造成后果严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整顿乱集资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实施方案》(1998.7.29)将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称为金融“三乱”。

[2]马小平、谭智华,金融诈骗犯罪通论[M],重庆大学出版社,1999

[3]马克昌主编,经济犯罪新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4]程小白、胡晓明主编,经济诈骗犯罪及其对策[M],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

[5]陈兴良,刑法哲学(修订本)[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将间接故意释为“纵容”而不是“听之任之,漠不关心”)

[6]冯亚东,析故意犯罪的主观结果[J],政治与法律,1987(3)

[7]梅仲协,民法要义[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8]花克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正确认定[J],人民检察,1998(8)

[9]王新,金融刑法中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0]杨聚章、田立文,论集资诈骗罪的司法认定,2000年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第11—12页。

[11]黄开成,金融犯罪若干问题研究,中国刑法学年会2000年会论文第5页。

[12]储槐植,美国刑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3]刘宪权,金融犯罪数额问题的刑法分析[J],法学,1998(11)

[14]鞠茂亮、钱欣红,用相对数确定财产犯罪数额标准的构想[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8(6)

[15]《人民法院报》,1997年12月2日第1版。

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秦德良


免责声明:本网部分文章和信息来源于国际互联网,本网转载出于传递更多信息和学习之目的。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立即联系网站所有人,我们会予以更改或删除相关文章,保证您的权利。

联系方式:17183313999

联系地址:安德门大街57号楚翘城2号商务楼6楼

Copyright © 2017 www.mllsw.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技术支持:网律营管